站点搜索功能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那个暑假，我还裹着大病初愈的虚弱，被哥哥接到水口山区公所。彼时的阳光总带着点昏黄，透过矿区高耸的井架洒下来，在红砖平房的墙面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哥哥白天忙着公务，傍晚便会牵着我的手，穿过冷清的街道往工矿区走。那些日子，成了我往后四十年反复咀嚼的回忆——像康家戏台的木柱上刻着的年轮，每一道都浸着时代的温度。

一、红砖平房里的少年心事

第一次见到康家戏台时，它还不是后来被圈起来的“景点”。清同治年间的木构戏台爬满了青苔，檐角的铜铃在风里晃荡，声音能传到半里外的工人宿舍。哥哥告诉我，1922年冬天，3000多个矿工就是在这里挤得水泄不通，攥着拳头听人宣读“湖南省水口山工人俱乐部”的章程。“你看那戏台板上的凹痕，”他指着台面被磨得发亮的木纹，“都是当年工人踩出来的。”

那时的工人宿舍是连排的红砖平房，墙缝里长着野草，屋檐下挂着职工们晒的萝卜干。我常趁哥哥不注意，溜进宿舍区看他们下棋。老矿工们总爱蹲在门口的石墩上，手里捏着搪瓷缸，讲起罢工的往事眼睛就发亮：“毛主席当年住过康汉柳饭店呢，就在戏台后面，穿件蓝布长衫，跟咱们工人一起蹲在地上吃红薯。”他们说的饭店，我后来偷偷去过，土坯墙配着黑瓦顶，门框上还留着模糊的“安寓”二字，风一吹，仿佛能听见九十多年前的脚步声。

工人剧院的木板门总吱呀作响。傍晚时分，里面会传出样板戏的唱腔，《红灯记》里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的调子，能穿透半条街。我最羡慕那些能凭工作证进去看戏的工人，他们胸前的徽章在路灯下闪着光，脸上是我读不懂的自豪。有次生病，哥哥带我去工人医院，白墙白床的诊室里，医生摸了摸我的额头，说“矿工子弟看病不要钱”。那一刻，我望着墙上“为人民服务”的标语，心里突然生出个念头：长大了一定要来这里当工人，住红砖平房，看工人剧院的戏，让那枚闪亮的徽章别在自己胸前。

可命运偏要留个遗憾。那年水口山招工，大队把我的名字报了上去，我甚至连夜缝好了新布鞋，却在最后关头被刷了下来。哥哥蹲在水口山区公所的门槛上，摸了摸我的头说“以后还有机会”，可我知道，有些错过就是一辈子。后来每次路过县城的招工公示栏，我都会盯着“水口山”三个字发呆，直到字迹被雨水冲成模糊的蓝痕。

二、四十年后的重逢：从矿洞到厂房的蜕变

2019年七月，当文联的中巴车驶过水口山高速路口时，我攥着扶手的手突然发起抖。窗外的景象陌生得像另一个世界——昔日的红砖平房被整齐的厂房取代，高耸的井架换成了银白色的冶炼塔，连空气里都少了当年的煤烟味。同行的艺术家们笑着说：“这哪还是老矿，分明是现代化产业园。”

走进八厂的车间，安全帽的系带勒得我下巴发紧。全自动化的流水线在眼前铺开，机械臂精准地夹起铅锭，传送带载着闪烁的锌块无声滑行。四十多年前见过的人工熔炉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电脑监控的温控系统，屏幕上跳动的数字代替了工人额头的汗珠。陪同的技术员指着一块银光闪闪的金属板说：“这是电铅，纯度能到99.99%，以前人工炼十炉都出不了一炉这么好的。”我突然想起老矿工们布满老茧的手，他们当年用钢钎凿出来的矿石，如今正通过这些精密仪器，变成能远销海外的产品。

在瓦松铁路公司的调度室，巨大的电子屏上，运矿列车正沿着铁轨缓缓移动。“以前运矿石靠人推矿车，现在一条铁路直通长江码头。”负责人的话让我想起忆苦窿——那个藏在山坳里的老矿洞，六七十年代还作为教育基地开放，里面摆着背篓、油灯和锈迹斑斑的铁锤。我最后一次去时，洞口的木牌上写着“1990年封洞”，如今想来，封起的是落后的开采方式，启封的却是一个产业的新生。

五矿铜业的厂房里，电解槽泛着幽蓝的光，铜离子在电流作用下凝结成紫红色的铜板。“咱们水口山的矿，铅锌金银铜全有，光铅锌储量就270万吨。”同行的老作家感叹，“当年毛泽东考察时说这里是‘宝藏’，果然没说错。”我望着墙上“中国铅锌工业的摇篮”几个金字，突然明白：那些年在红砖平房里听来的故事，从来不是封存在过去的传奇，而是正在续写的篇章。

三、三次朝圣：红色殿堂里的精神接力

水口山工人运动纪念馆就立在高速路口对面，从空中往下看，像一块被劈开的巨大矿石——设计师说，这造型是“工人”的“人”字与矿石的结合，象征着被压迫者的觉醒。7023平方米的馆区里，2865平方米的展厅藏着比我记忆更厚重的历史。

第一次走进纪念馆，是2024年5月跟着全国著名作家杨晓敏一行。那天阳光正好，常宁作协的会员们围着讲解员，在“水口山工人运动史陈列”厅里驻足。玻璃柜里的老物件让时间倒回：1922年罢工用的铜锣，锤柄上还留着矿工的指痕；耿飚少年时用过的矿灯，玻璃罩上布满划痕；还有一份泛黄的《罢工宣言》，字迹被岁月浸得发暗，却字字透着“我们要吃饭”的呐喊。杨晓敏老师指着一幅版画说：“这些矿工不只是历史符号，他们是中国工人阶级最早的觉醒者。”那天的座谈会上，有人念起耿飚的回忆录：“在水口山的童工生涯，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压迫，什么是反抗。”我突然想起红砖平房里的老矿工，他们讲的故事，原来都刻在这些文物里。

第二次是2025年3月22日，陪桐黄完小的党员们来开展党日活动。三十多位党员老师在馆前的广场上重温入党誓词，声音震得枝头的露珠都落了下来。在“耿飚生平业绩陈列”厅，年轻教师们围着展柜，看这位从水口山童工成长为外交部长的革命家的遗物：补丁摞补丁的工装裤，在苏联留学时用的笔记本，还有1981年回水口山时与老矿工的合影。“原来伟大的人，起点和我们一样平凡。”一位年轻老师轻声说。当走到“八百矿工上井冈”的场景复原区时，灯光突然暗下来，投影里的矿工们扛着钢钎前行，脚步声在展厅里回荡。有位老教师红了眼眶：“这些人里，说不定就有当年在工人剧院唱样板戏的矿工后代。”

第三次是今年6月下旬的一天，跟着常宁民间演艺圈的伙伴们。新世纪剧团的演员们穿着戏服，在“矿冶历史陈列”厅里对着老照片比划——他们要排《八百矿工上井冈》的新戏。福运来演艺的琴师抱着二胡，在康家戏台的复原场景前拉了段《映山红》，琴声绕着木质的梁架盘旋，恍惚间，仿佛能看见1922年的矿工们正仰头合唱《国际歌》。“我们要把这些故事唱给更多人听。”团长拍着我的肩膀说。那天离开时，夕阳正照在纪念馆的玻璃幕墙上，折射出的光落在不远处的文旅小镇上——那里新开的民宿挂着“矿工主题”的招牌，卖纪念品的店里摆着复刻的老矿灯，红色的历史正变成鲜活的生活。

四、尾声

从水口山工人运动纪念馆走出时，日头已偏西。纪念馆的轮廓在暮色里渐渐柔和，那些玻璃柜里的老物件、墙上的照片、复原场景里的光影，还在眼前晃。风从冶炼厂的方向吹来，带着点金属的凉意，混着远处文旅小镇飘来的饭菜香，倒像是把过去和现在拧成了一股绳。

想起七十年代初那个暑假，老矿工蹲在石墩上抽烟，烟袋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，说“咱们工人的骨头是硬的”；想起2019年在八厂车间，技术员指着屏幕上的数字说“这精度，搁以前想都不敢想”；想起三次走进纪念馆，不同的人站在相同的展品前，眼里闪着一样的光。

路边有群孩子追着跑，手里举着小小的红旗，笑声惊飞了枝头的麻雀。我站在原地看了会儿，突然觉得，这红色的火苗，从来就没灭过。从康家戏台的铜铃，到纪念馆的灯光，再到孩子们手里的红旗，一代一代传下来，就像水口山的矿脉，埋得深，却总在发光。

如今再想起没当成水口山工人的遗憾，倒也淡了。有些东西，比成为其中一员更重要——是记得那些红砖平房里的坚守，记得那些钢钎凿出的觉醒，记得自己从哪里来，该往哪里去。

抬头望，纪念馆顶上的星星灯亮了，一颗一颗，像极了当年忆苦窿里矿工们举着的油灯。这大概就是水口山给我的答案：所谓传承，不过是让昨天的光，照着今天的路，暖着明天的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