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着互联网的触角延伸至社会每个角落，网络生态治理已从技术问题、法律问题演变为复杂的社会治理课题，参加今年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聚焦网络生态治理提出建议——

凝聚多方合力

共筑清朗网络空间

今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披露：2025年，检察机关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18.2万人；对缅北“四大家族”犯罪集团285人提起公诉；对林某等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设立网络群组实施“开盒”，依法提起公诉，坚决维护网络空间秩序。

马海军委员

“这背后，是一场关乎14亿人数字安全、关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层较量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青海恩泽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马海军说，随着互联网的触角延伸至社会每个角落，网络生态治理已从技术问题、法律问题，演变为复杂的社会治理课题。“打击网络犯罪不能只靠司法重拳，更要破解背后的治理困境”。

网络生态治理事关国家发展安全，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，是今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热议的重点民生议题。

重拳与痛点

近年来，检察机关立足检察职能、主动担当作为，持续加大网络犯罪打击力度，推动健全长效治理机制，在跨境电诈整治、新型网络犯罪打击、协同治理推进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，得到代表委员的广泛认可。

记者了解到，2025年，全国检察机关持续深化网络生态治理，依法严厉惩治网络暴力、网络谣言、网络敲诈、“网络水军”等违法犯罪，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犯罪18.2万人；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，起诉6.9万人；严厉打击跨境电诈犯罪，针对缅北白家、明家、魏家、刘家犯罪集团武装庇护电诈、残害我国公民行为，最高检指导地方检察机关依法对285人提起公诉，用司法力量坚决捍卫公民合法权益。

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领域，检察机关2025年起诉相关犯罪6142人，办理公益诉讼4456件。在备受关注的林某等人“网络开盒”案中，犯罪分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，设立网络群组肆意泄露隐私、实施网络暴力，北京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、从严追责。

耿福能代表

“‘网络开盒’看似个体行为，实则严重侵犯公民合法权益，检察机关果断亮剑，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司法保护的力度与温度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好医生药业集团董事长耿福能表示，此类案件的办理，既惩治了违法犯罪，更实现了“办理一案、警示一片”的社会效果。

尽管司法重拳持续发力，但人民群众感受到的痛点依然真切。在小组会上，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分享了身边的案例。对此，耿福能代表说：“检察工作做得很好，大家都认可。但网络生态治理具有长期性、复杂性，是一项系统工程，需要持续关注。”

技术与法律

代表委员们的反复呼吁，折射出网络生态治理的深层困境：技术跑得太快，法律追赶不及。

结合对网络犯罪案件的长期研究，马海军委员剖析了当前网络治理面临的三重突出矛盾：其一，技术迭代与法律滞后的矛盾。“AI换脸”诈骗、人工智能生成虚假信息等新型网络犯罪频发，现行法律条款难以实现精准规制，给执法司法工作带来挑战。其二，治理需求与规范碎片的矛盾。网络行为具有跨领域、跨行业的特点，不同领域的监管规范相互脱节，易形成监管真空，难以实现全方位治理。其三，权益保障与发展平衡的矛盾。如何在防范网络安全风险、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同时，为技术创新预留合理发展空间，成为当前网络治理的一项重要课题。

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，让问题更加复杂。“当AI深度嵌入，行为结果由技术提供者、开发者、平台等多方共同导致，责任认定出现分歧。”马海军委员分析说，北京“网络开盒”案就具有典型性：犯罪分子利用境外通信工具和虚拟货币，搭建“社工库”网站，非法获取、出售数亿组公民信息。案件的复杂性，对电子证据审查、虚拟货币追踪提出了极高要求。

面对利用黑客技术、境外工具、虚拟货币实施的新型复合犯罪，传统“孤岛式”执法已力不从心。马海军委员建议，推动执法从“集中整治”转向“常态长效”，构建“平台自查+政府督查”机制，运用大数据、区块链技术破解“发现难”“取证难”。

共治与出路

经过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的深入讨论，代表委员们形成普遍共识：净化网络空间，不可能依靠单一力量完成，唯有凝聚政府、平台、社会、网民等多方合力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网络生态治理格局，才能走出一条长效治理之路，实现网络生态持续向好。

谭国鹤代表

“政府层面，需切实履行监管职责，打破部门壁垒，推动公检法、网信、文旅等多个部门联动履职、协同发力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广西医科大学副校长谭国鹤结合调研提出建议：尽快明确AI编造虚假信息、跨境网络诈骗等新型网络行为的法律边界，完善监管闭环，让每一个网络行为都有法可依、有规可循；加强法治宣传教育，重点针对老年人、未成年人等易受侵害群体开展专题普法，提升群众的识骗防骗能力和依法用网意识。

李燕锋代表

网络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关键载体，其主体责任的落实至关重要。“必须督促平台严格落实信息审核机制，提升算法透明度，完善信用评价体系，主动排查整治平台内违法违规行为，坚决避免平台成为网络乱象的‘放大器’。”全国人大代表，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图书馆党支部书记、馆长李燕锋说。

“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是网络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，需要构建更精细、更全面的防护体系。”李燕锋代表长期关注未成年人成长，她调研发现，部分平台主体责任缺失，青少年用家长手机绕开“青少年模式”、接触不良信息的现象屡见不鲜，偏远地区留守儿童受网络不良影响更为突出。对此，她建议：建立AI内容生成、虚拟直播等新业态分级准入制度，明确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开设社交媒体账号、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开设游戏账号的刚性红线，同时健全家庭、学校、平台、终端厂商的全链条责任体系，丰富未成年人线下生活场景，引导青少年远离网络沉迷。

“每一位网民都是网络治理的参与者、推动者和受益者，也是网络治理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当前，我国已构建起从民事、行政到刑事的全链条维权体系，为网民权益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。”耿福能代表表示，面对网络侵权行为，网民应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通过截图、录屏、公证等方式固定证据，及时向平台投诉、网信部门举报，或直接提起诉讼。每一位网民的主动维权，都是对网络乱象的抵制，更是共建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力量。

“这注定是一场需要技术、法律、监管与社会共治持续跟进的持久战。”谭国鹤代表的话，道出了网络生态治理的核心要义，“其成败，不仅关乎网络安全，更关乎每个人‘指尖上’的安全，关乎国家的安全，关乎屏幕后的尊严。唯有久久为功、协同发力，才能让网络空间真正成为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。”

记者手记

在“重拳”与“焦虑”间

探寻网络共治的答案

完成关于网络生态治理的采访，一个鲜明的对比在脑海中挥之不去。

一边，是最高检工作报告中那些沉甸甸的数字：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犯罪18.2万人，对缅北“四大家族”犯罪集团285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；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领域起诉相关犯罪6142人……它们代表着过去一年检察力量挥向网络黑灰产的雷霆重拳，每一起标志性案件的办结，都是一次正义的宣示，给公众以踏实感。

另一边，则是代表委员们几乎一致的冷静与“不满足”。他们认可成绩，却不仅停留在褒奖，话语的焦点，迅速从“办了什么案”转向“还有哪些难”，从“打击成效”深入到“治理困境”。马海军委员条分缕析的技术与法律“三重矛盾”，李燕锋代表对留守儿童触网深深的忧虑，耿福能代表呼吁的“人人敢于亮剑”……这种集体性的、务实的焦虑感，或许比成绩本身更值得深思。

这份焦虑从何而来？答案或许在于，我们与网络的关系已发生本质性重塑。网络空间不再是遥不可及的“远方”，它就是我们生活的广场、课堂与市集；传统治理中“管理主体—被管理对象”的清晰区隔，变得越来越模糊。当每个人都是参与者，治理就必然从一场针对“外在威胁”的歼灭战，演变为一场需要调适自身文明规则的持久战。

因此，代表委员们口中的“共治”，绝非一个常规的说法，而是一种应对形势的深刻智慧。它要求相关方切实落实自身责任：

政府的角色，除了事后打击，更需成为前瞻的“规划师”，以立法定分止争，成为敏锐的“仲裁者”，在技术迭代中划定权益边界，成为底线的“守护者”，确保任何创新不以吞噬普通人的安全感为代价。

平台的责任，是必须成为“社区秩序的第一责任人”。

而我们每一个网民，在享受权利的同时，需认知并恪守行为边界；在遭遇侵害时，有意识和能力去固定证据、依法维权；在公共讨论中，能秉持理性与善意。每个人的每一次投诉、每一次拒绝传播，都是对生态的微小修复。

这种思路正契合纷繁复杂的网络生态：要用系统论的思维，将政府、平台、社会、公民编织成一个彼此啮合、动态平衡的治理网络，从博弈走向共生。

前路无疑漫长。技术跑得更快，AI的“深度伪造”让真实与虚拟的界限模糊，跨境犯罪利用技术差不断寻找漏洞。但从我们的讨论中能看见，共识正在凝聚，方向愈发明晰：治理的目标，不是“管死”而是“激活”，不是画地为牢而是共建家园。

这不仅仅关乎安全，更关乎屏幕后的尊严，关乎在每块屏幕之后，我们能否毫无畏惧地表达、相信、连接。这场关于数字世界规则的深层较量，其结果，将定义我们即将拥有的未来。每一步推动共治的努力，都是在为未来奠基。